近日，学者甘霖的专著《本来的孔子》出版。这本书实际上是对《论语》所作的注释和翻译。全书在《论语》每章原文之后，有注释和辨析，有今译。书前有序言和凡例。序言对孔子的身世和思想、《论语》的注解研究历史等有精辟的论述。作者逻辑清晰，从认识孔子所处的时代入手，到认识孔子的家世，孔子这个人，他的思想底色可能是什么。既没有先入为主的臆见，也没有人云亦云的陈说。但前人注解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闪光之处，则充分加以吸纳和阐发，故常能于不经意间出人意表。
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里看看“夫子自道”和同时代人的评价。
有人说他是“圣人”，他死活不承认，也不接受：
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（《述而篇》）
不要说圣人，就是仁人，孔子也不敢当。他说的不是客套话，因为他对于成圣成仁有特定的标准，他认为自己做不到。做不到，就不能要这个虚名。但当时他已有了“圣人”的名声：
太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太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。”（《子罕篇》）
在这段对话中，孔子仍然不乐意人家特别是自己的学生说他是“圣人”，他只承认自己因为“少也贱”，所以“多能鄙事”，但也强调君子不需要“多能”。这与他的“君子不器”（《为政篇》）的思想一致。
孔子虽然不承认自己是“圣人”，但他自以为负有神圣的使命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是说他五十岁时觉知自己负有上天赋予的使命。这个使命，是延续文化的使命。
孔子的这个觉悟，有人也感知了。仪封人在见了孔子之后对孔子的学生说：“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（《八佾篇》）“木铎”，喻号召、引导。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，是说上天将让你们的老师做天下人的导师，引导人们走向一个清明（有道）的世界。
他说自己“好学”，人们公认他好学而且多见多闻。
孔子强调“主忠信”（《学而篇》）。忠信作为人的品德，是极其重要的，但“好学”更难得。在他看来，他的众多弟子中，只有颜回称得上“好学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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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子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（《先进篇》）
可见“好学”非常不容易做到。上引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”一段话中，孔子说自己不敢当圣与仁之名，不过是坚持不懈地向着圣与仁的目标努力，并教导人们也这样做罢了。“为之不厌”，即是“学而不厌”。“为之”即是“学之”。《论语》中的“学”，不但指读书，也指实践（参《学而篇》第一章注释）。不过，他的弟子公西华却说这正是弟子们学不到的。
何谓“好学”？子贡有个说法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（《子张篇》）不断地知所未知，巩固已知，即是好学。这应该符合孔子的本意。
有人好奇：孔子懂得那么多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子贡的看法是：“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（《子张篇》）这即是孔子讲的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的意思。
孔子的一生，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，直至七十，达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，可以说是“好学”的一生。他之“好学”，首先是出自家族传承，出自改变命运的本能。当然，在他成长起来之后，他把“学”当成了改造社会的工具。
孔子收徒讲学、整理古代文献（即六经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），都是“好学”的内容。“好学”，未能如孔子之所愿，成就他治国安邦的事业，却使他成为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”（冯友兰，1947）。
有人说他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”，他不这么看自己。
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这话，是一个看守城门的人（“晨门”）说的（《宪问篇》）。这人可能是一个隐者。隐者之流（还有如长沮、桀溺、楚狂、荷蓧丈人等），可能还有社会中的其他人，对孔子持有这种评价。
这句话的意思，通常指孔子明知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不通，仍顽强（或顽固）地到处去推行，到处求官做。
孔子却不这么看自己。他曾经将古来的“逸民”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柳下惠、少连的处世特点分三类评价一番：有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的；有降志辱身但言中伦、行中虑的；有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的。他最后说：“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（《微子篇》）
的确，人们从尊崇“圣贤”的观念出发，或是从反“圣贤”的观念出发，都愿意或者说习惯于突出描述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这一点，而常常忽视实际不同的一面：
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泰伯篇》）
上面这段话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孔子政治上的处世之道。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、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，哪来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？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”，分明是知其可而为之，知其不可则不为。
文| 甘霖（有删节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